贾大山的《莲池老人》让我有了一种恋爱般的感觉。
我爱的是莲池老人幽默达观的处世哲学。我爱的是贾大山流畅自如像山泉一样清凉明净的语言品质。我爱这篇作品中疏朗散淡的禅机和自然情趣。
现实的人生境况，古典的诗意，在《莲池老人》中和睦共处。
莲池老人在小说中的“亮相”，是一幅意境悠远的中国传统山水画。不是工笔，是小写意：
寺院的山门殿宇早坍塌了，留得几处石碑，几棵松树，那些松树又高又秃，树顶上蟠着几枝墨绿，气象苍古；寺院的西南两面是个池塘，清清的水面上，有鸭，有鹅，有荷；池塘南岸的一块石头上，常有一位老人抱膝而坐，也像是这里的一个景物似的。
随着叙述的伸展，我很快又看到了一幅田园风情图：
他又在自己的院里，种了一畦白菜，一畦萝卜，栽了一沟大葱。除了收拾菜畦子，天天坐在池边的石头上，看天上的鸽子，看水中的荷叶……
汪曾祺在《晚饭花集》自序中说：“我写的人物都……是我每天要看的一幅画。这些画幅吸引着我，使我对生活产生兴趣，使我的心柔软而充实。”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手法在这里不期而遇。我们从这种不期而遇中悟到了什么？
我相信，贾大山在塑造莲池老人这个小说人物的时候，他的内心也一定“柔软而充实”。
莲池老人负责看护寺院里的钟楼，每月从文物所领取四元钱的补助。这点钱实在微不足道，但他好像对此并无怨言，把“一畦白菜，一畦萝卜”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也许，真的是池塘边的清风明月、水气荷香给了他一种非同凡响的“功夫”。这种“功夫”让他看破尘嚣，知足常乐。在买电视的问题上，在“抢占宅基地”的问题上，他的一言一行，都让我们忍俊不禁，但又不能不赞同他的观点和做法。这是一个真正理解了生活又懂得怎样生活的人。
我希望生活中能多一些莲池老人，这样的人多了，我们的生活就会少一些浮躁；我希望文坛上能多一些贾大山，这样的作家多了，我们的文学就会多一些纯真。
老作家孙犁说贾大山的作品“是一方净土……是作家一片慈悲心向他的信男信女施洒甘霖”。这无疑是一句真知灼见。
我敬佩莲池老人。我更敬佩贾大山。
反复阅读《莲池老人》，使我确信：有一种作品，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欣赏，品味。反复阅读《莲池老人》，同时也使我确信：有一种作家，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向他表达由衷的敬意。


很多年来，我都把阿成看作是文学上的老师。2006年10月初，还曾陪他沿辽东半岛的海滨溜达了几天，借机当面聆听他对小说的见解。他的见解，修正了我的颇多误解。话犹在耳，至今不忘。
不过在这里，为了行文的简洁，我得叫他，阿成。
先不说阿成，先说别人。这也是阿成小说所惯用的叙述方式。貌似东拉西扯，不知不觉，就扯到妙处。
先说作家刀尔登。刀尔登在一篇文章中说，倘若一个初中生，每天只有半小时左右自由阅读时间，他要给他推荐什么书呢？他说他“只会推荐文学书以及细节丰富的历史书”。原因是，“只有一种知识，接触得越早越好，那就是对人类社会、人类行为的丰富性的认知，而我想不出有比文学书和特定种类的历史书更好的教材了”。
“人类行为的丰富性”，小说的存在理由，就在于此。
以前我更看重随笔，读与写，都看重。在我看来，随笔提供了人类思想的多样性。
此刻，我便是借助“思想的多样性”来谈论“行为的丰富性”。
现在我觉得，随笔重要，小说也重要。
特别是阿成的小说，在我眼里，比别人的小说更重要一些。不瞒诸位，最近我重读他的小说集《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》，获益颇多，思维的竹篮里，又增添了一大捧麦穗。
阿成有时喜欢在小说里谈论小说。短篇小说《漏水》里有这样的说辞：小说就是研究人类的灵魂，艺术地展示人类灵魂和人类灵魂的历史。
说得好。
这就出现一个问题，“人类行为”与“人类灵魂”是什么关系？
我觉得是一回事。行为是人的外相，灵魂是人的内在。有什么样的内在，就有什么样的外相。内在决定外相，灵魂支配行为。
好了，现在该说正题了。再不说，即便是最爱扯也最能扯的阿成，大概也忍受不了。
阿成调配文字和拿捏细节的功夫，是高手中的高手，但我今天不想说这些。我只想说说灵魂，说说灵魂的丰富性和可能性，尤其是可能性。
灵魂的丰富性，是由许许多多“独特的这一个”所组成。阿成以往的作品，足以成为丰富性的注脚。《虚构的生活》所包含的三篇微型小说，当然也是丰富性的组成部分，但我更看重蕴含在其中的可能性。用阿成自己的话说，他“写了一种生活中的可能，一种灵魂的真实”（引自阿成与大年的对话录《灵魂记录者》）。
《我一般不经常坐出租车》，写两个边缘人在出租车上聊天。“我”以唾沫星子为颜料，以彩票为笔，给出租车司机画了一个八百万的大馅饼。然后，司机的生活开始紊乱。有了八百万以后，该怎么办呢？老婆即便不换，也总得有个情人吧？指定得有。此外还要换房子，买车，旅游。旅游不能总在国内，还得出国转转。还必须带上情人一起去，“要不咋整，哭叽尿嚎的”。谁知一不小心，情人怀孕了。怀孕是个麻烦。等把这麻烦像竹笋一样一层层剥到最后，司机竟被法庭判了三年强奸罪。司机害怕了，高低不要那八百万，觉得还是开出租车好。同样是开出租车，现在跟以前不一样，现在有了满胸膛的幸福感。这貌似荒诞的演绎，其实每一步都不违背生活逻辑。
《我下礼拜再来》，也是“重要的人生一课”。“我”被自己的臆想吓坏了。“我”本来活得好好的，但在经历了一块钱活一天的臆想和残酷地“假设自己连一块钱的生活费都没有了”之后，立马生出向舅舅借钱的冲动。这冲动看似突兀，却有现实的支撑，工厂只给“我”开六成工资嘛，要是降到四成呢，要是……于是去了舅舅家，“多了我也不借，就借一万块钱”。不料舅舅不肯，说只能借十块。看“我”表情奇怪，舅舅赶紧开导“我”一番。他说你的姨和舅加起来一共七个，你每人借十块，一周借一次，如此这般，“日子就好过了”。舅舅说得有道理没有？我觉得有。这篇作品在黑色幽默之下，在戏谑的叙事口吻之下，凸现了很强的象征意味和寓言意味，它指向了一种不可预测的未来和对未来的恐惧。
与大标题重名的《虚构的生活》，在荒诞的路上似乎走得更远。一男一女到公园的松树林里约会。（说到约会，阿成一下子把话题荡开。他让一对年轻男女对坐在咖啡厅或茶厅里，在咖啡和甜点的滋补下，谈天气，谈音乐，谈绘画，还要谈谈阿成的小说。这一桥段，阿成津津有味写了接近四百字。删掉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但留着更好，读来更有滋味。汪曾祺先生说，“善写闲文，斯为作手”，信夫？）说好了傍晚七点到，但女的没来。男的死心眼，一直等下去，没想到等来两个打劫的。男的谎称没钱，结果被剥了衣服。打劫的刚走，跟男人约会的女人就出现了，她也被剥了衣服，只剩裤头和乳罩。你说这俩人怎么这么倒霉啊。好在结局不赖，“后来我们两个手牵着手离开了公园”，男的甚至还想对女的说“我爱你”。
我遇到过一些喜欢追问“意义”的读者。我被他们问得头大。小说非得有意义吗？当然可以有。不过也可以不那么明显地有，甚至可以没有。我固执地以为，只要能写出灵魂的丰富性和可能性，便是杰作，就像阿成这样。


鲁迅的微型小说《一件小事》，我怎么看，都觉得是另类。是鲁迅小说中的另类。其中有让人生疑的人性亮点，也有硌人眼球的自我反省，看起来特别不像出自鲁迅之手。我这样说，理由有两个：其一，鲁迅作品中的人性亮点，极少见；其二，鲁迅的自“我”反省，哪怕是虚拟的自“我”反省，也极少见。
《一件小事》的亮点，聚焦在人力车夫身上，也就是当年所说的“普罗大众”身上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是在“低端人群”身上。而主动反省的那个“我”，则是有钱阶层，属于穿得起皮袍的高端人群。你瞅瞅这里边，是不是有点阶级的意味？
故事简单到疑似一篇中学生记叙文的模样。
民国六年冬天，“大北风刮得正猛”，一个穿皮袍的人，出门叫了人力车，赶往“S门”。途中，一个穿着破烂、头发花白的老女人，“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”，车夫让开道，老女人的破棉背心没系扣，兜到车把上，被拽倒了。是“慢慢地倒了”。
皮袍客料定老女人没有受伤。老女人却对车夫说：“我摔坏了。”
皮袍客心说：“我眼见你慢慢倒地，怎么会摔坏呢，装腔作势罢了，这真可憎恶。”
车夫却是“毫不踌躇”，搀着老女人，往“巡警分驻所”走去。那个分驻所，大约等于交通支队之类的单位吧。
就在这时，皮袍客看着车夫和老女人远去的背影，脑子里突然开始打雷，精神境界咔嚓咔嚓地逐渐升华起来：他竟然看见车夫的背影越走越高大，“须仰视才见”，同时还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向他压榨下来，要“榨”出他藏在皮袍下面的那个“小”。
好，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其实我不讲，大家也都熟悉，都在初中语文课本上“学”过嘛。
现在我们回头，用理性，把故事情节再捋一遍，看看能捋出什么东西。
我捋了一下，很快捋出一些疑点。
其一：老女人“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”。这行为，不就是近年来屡屡发生的碰瓷吗？
其二：我跟皮袍客想的一样，慢慢倒下，怎么会摔坏？碰瓷才会说“摔坏”对不对？
其三：按常情常理，验证老女人是不是真摔坏了，或者打算给她治疗，都应该送她去医院，干吗要送交通支队？车夫的行为，有悖于常情常理。
其四：车夫把顾客扔在道上，连句客气话都不说，是不是不近人情？
其五：为什么是巡警出来告诉皮袍客，说车夫不能拉他？车夫自己不出来，是被老女人揪住不放还是怎么？嗯？
我使出很大力气，想找到让皮袍客脑子里打雷的前因。可惜找不到。使劲找也找不到。为什么要打雷？很奇怪嘛，像车夫不送老女人去医院一样奇怪。
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皮袍客之腹。没法子。老侯的精神境界就这么矮，比武大郎还矮，怎么提，都提不上来。
说起来，还是人家皮袍客更让人心热，“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圆”，让巡警转交车夫。这个细节，是鲁迅刻意要让我们看到，打雷不能白打，皮袍客的灵魂深处已经发生了革命。
有人说《一件小事》是一篇“幼稚的记叙文”。你咂摸咂摸，这话是不是有点道理？
《鲁迅年谱长编：1881—1921（第一卷）》记载，《一件小事》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《晨报·周年纪念增刊》。收入小说集《呐喊》时，鲁迅在篇末误记为1920年7月20日。这个错误，一直错到现在。鲁迅的错，谁都“不舍得”纠正，说起来也是比较奇怪。
我特别想说的是，鲁迅的小说，在《一件小事》前后，都以揭示人性的阴暗为己任。无论是《孔乙己》《药》，还是《故乡》《阿Q正传》《祝福》，都一样。连曾经那么诗意的少年玩伴闰土，成年后也被奴性所束缚。“豆腐西施”杨二嫂更惨，浑身都是流氓性。
鲁迅不会看你是底层，是草根，是“低端人群”，就放过你身上的劣根性。他才不会，他是“一个都不饶恕”的人。毕飞宇说得好，鲁迅他阴，他刚，他冷，他的小说，肩负着“启蒙”的伟大使命。
可鲁迅偏偏把一抹阳光打在人力车夫的背影上，甚至不惜跟生活逻辑对立，执拗地把思维正常的皮袍客，弄得很“小”。
鲁迅在《一件小事》的结尾段落，说“几年来的文治武力”像他小时候读过的“子曰诗云”一般，都忘了。唯独发生在“民国六年”的这件小事，“总是浮在”眼前，“有时反更分明”，想忘也忘不掉。
看来鲁迅是受到了某种刺激。“几年来的文治武力”，借他本人的话说：“见过辛亥革命，见过二次革命，见过袁世凯称帝，张勋复辟，看来看去，就看得怀疑起来，于是失望，颓唐得很了。”
鲁迅果然是受了刺激，对穿皮袍的高端人群感到失望，一念之差，才有了这篇让后人反复误读的作品。
我注意到百度百科对《一件小事》的过分解读：“一般人只会把它看作是一曲人力车夫正直无私品德的颂歌，而不会将之上升到赞扬劳动人民，提倡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”的精神高度。
你瞅瞅人家百度百科说得多好，跟我们当年中学语文教学中的“标准答案”几乎一模一样。
延伸阅读：
一件小事
鲁迅
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。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，算起来也很不少；但在我心里，都不留什么痕迹，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，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，—老实说，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。
但有一件小事，却于我有意义，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，使我至今忘记不得。
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，大北风刮得正猛，我因为生计关系，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。一路几乎遇不见人，好不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，教他拉到S门去。不一会，北风小了，路上浮尘早已刮净，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，车夫也跑得更快。刚近S门，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，慢慢地倒了。
跌倒的是一个女人，花白头发，衣服都很破烂。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；车夫已经让开道，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，微风吹着，向外展开，所以终于兜着车把。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，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，跌到头破血出了。
伊伏在地上；车夫便也立住脚。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，又没有别人看见，便很怪他多事，要自己惹出是非，也误了我的路。
我便对他说：“没有什么的。走你的罢！”
车夫毫不理会，—或者并没有听到，—却放下车子，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，搀着臂膊立定，问伊说：
“你怎么啦？”
“我摔坏了。”
我想，我眼见你慢慢倒地，怎么会摔坏呢，装腔作势罢了，这真可憎恶。车夫多事，也正是自讨苦吃，现在你自己想法去。
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，却毫不踌躇，仍然搀着伊的臂膊，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。我有些诧异，忙看前面，是一所巡警分驻所，大风之后，外面也不见人。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，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。
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，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，霎时高大了，而且愈走愈大，须仰视才见。而且他对于我，渐渐地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，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“小”来。
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，坐着没有动，也没有想，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，才下了车。
巡警走近我说：“你自己雇车罢，他不能拉你了。”
我没有思索地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圆，交给巡警，说：“请你给他……”
风全住了，路上还很静。我走着，一面想，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。以前的事姑且搁起，这一大把铜圆又是什么意思？奖他么？我还能裁判车夫么？我不能回答自己。
这事到了现在，还是时时记起。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，努力地要想到我自己。几年来的文治武力，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“子曰诗云”一般，背不上半句了。独有这一件小事，却总是浮在我眼前，有时反更分明，教我惭愧，催我自新，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。


很久了，有六七年的时间，我一直在寻找鲍昌。我寻找的是微型小说的鲍昌。
终于找到一份介绍鲍昌的短文，第一句是这样说的：“中国当代作家，生于1930年，卒于1989年。”他的短篇小说《芨芨草》在1982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而那时候，老侯还是一名乡村中学的学生，根本没听说这件事。他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庚子风云》，我也不曾读过。简介的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：“晚年曾专门致力于小小说创作，发表了一批质量很高的小小说作品。”可这批“质量很高”的小小说或叫微型小说躲到哪里去了呢？我查阅了很多出版物，只找到《琴怨》《未了的债》等屈指可数的几篇。
如果不是有幸读到了《琴怨》，那个名叫鲍昌的人，肯定会被一些信息的灰尘埋没在我的记忆之中。
《琴怨》是一首婉约的诗。它又像是一首小提琴曲，为我们演奏挥之不去的浓郁的忧伤。那是来自心灵深处的忧伤。
小说的背景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时代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疯狂遮盖着人们内心的不安和恐惧。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年方十九，需要照顾两个弟弟的女孩子，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寄托给了琴声的悠扬。
“一年以后，那琴声就宛如江上之歌吹、谷中之林籁。他觉得：琴声也有情呢，琴声也有色的。是踩碎花瓣的游春女儿之情；是绿草湖边朝霞的颜色。”
这是极度苦闷之中短暂的欢乐，是划破心灵夜空的闪亮的流星。
“给我拉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曲子吧！”
这是爱情的萌动，是一场“蝴蝶织成的没有挂牵的梦”。
“叶老师应该知道：我太苦了，没有人爱我。”
“遗书”里的这一声表白，是那位少女对整整一个时代的控诉，类似于乐曲中骤然而起的高潮，让另一个时代的良心微微发颤。
这篇微型小说的结构值得我们注意。它不是以时间的顺序，而是以记忆的顺序、抒情的顺序结构而成的。它淡化了情节，以诗的因素融贯全篇。它的韵味是醇厚的，有着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朦胧。
我总觉得《琴怨》是用小说的形式写成的诗。它拥有很强的艺术个性，这种艺术个性会帮助它抵御时间漫长的风化。它为我们指出了一种结构的方向，也指出了一种意境的方向，同时也有力地展示了作者主体构想上的独断专行。
“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，都必须浸透作者的人格和感情，想达到这个目的，写作时要独断，彻底的独断！”我们应该牢记沈从文先生的教导，像鲍昌那样独断专行地开辟自己的文学道路。

第一辑作品
行为艺术：读《奇骗》
袁枚这人，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。清代乾嘉年间的社会名流，读书人的楷模。后人为他冠名：著名诗人、散文家、文学评论家和美食家。前面三个“家”，老侯都没觉得有多稀奇，可头戴美食家头衔的人，实在是屈指可数。人不吃饭不行，可你瞅瞅《随园食单》，看人家袁枚怎么吃，再瞅瞅咱的餐桌，嗨，不说也罢。
袁枚的住地叫随园，时人称他为“随园先生”。
老侯对随园先生一向比较喜欢。喜欢他的“性灵说”。我读过他不少作品，《小仓山房文集》中的一些，《子不语》中的一些，还有《随园诗话》中的一些……特别是《随园诗话》，一度是老侯的案头书，每晚伴我度过睡前的那段惬意时光。
我在笔记小说《老僧镜澄》中写到袁枚。说，乾隆年间，南京小仓山水月庵主持镜澄，喜欢写诗，且写得好极好极，却四十年间与山下的随园主人，大诗人和大诗评家袁枚素无往来。这位袁先生有一怪癖，家中四面不设围墙，园中四季花木景致，都向游人敞开，要来便来，要去便去，跟今日的公园近似。镜澄的朋友老吴，一日畅游随园，与袁枚偶遇，交谈甚欢。谈话间，老吴背诵两首镜澄的诗，袁枚连连称好。老吴傍晚回到水月庵，跟镜澄说起白天的奇遇，随后有了这样的情节：
老吴站着跟镜澄说话，满脸喜色，告诉镜澄，随园先生，夸他的诗好。
什么诗？《留澹川度岁二首》嘛。这诗，老吴几乎每天都要摇头晃脑吟诵一番。
老吴模仿随园先生的行状，点头，说一个好，再点头，又一个好，三点头，又又一个好。
老吴口中啧啧有声：“一连三个好啊。”
随园先生喜欢镜澄的诗，不奇怪。先生有话：“诗者，人之性情也，性情之外无诗。”镜澄的诗，正是以性情动人。
谁知镜澄听了老吴的话，只是嘴角稍稍一动，随后闭上眼睛，口中喃喃，不再搭理老吴。
老吴赔着几分小心说道：“要不，明天我陪你下山，拜访随园先生？”
镜澄慢慢睁开眼睛，吐一口气：“老僧出家四十余年，不曾踏入随园半步。”
老吴心说，人家随园先生，名闻天下的诗坛伯乐，平日喜称人善，有“广大教化主”之誉，可谓“当代龙门”，你镜澄拜访一下，等于跳了龙门，岂有不去之理？
镜澄似乎看透了老吴的心事，缓缓说道：“和尚自作诗，不求先生知也。先生自爱和尚诗，非爱和尚也。”
你说这老僧镜澄，是不是很有个性？
小说的结尾，是某年某月，随园先生闻知老僧镜澄之执拗，呵呵一笑，说：“和尚不必来，不必不来。”
不谦虚地说，老侯觉得这篇作品有点意思。
同时老侯还觉得，袁枚笔下的微型小说《奇骗》，比老侯的《老僧镜澄》更有意思。
说来好生惭愧，老侯前不久才知道，袁枚写过一本志怪小说集《新齐谐》。这里我要说的《奇骗》，就是出自该书。
《奇骗》写了一个连环骗局，与美国系列电影《谍中谍》有些类似。主要人物有四个：金陵老翁、钱店（银行）店主、送信少年、看客（文中称之为“客”）。老翁拿银子去钱店兑钱，为银子的成色，跟店主喋喋不休。这时一少年走进钱店，称老翁为“老伯”，说真是赶巧了，我是你儿子的同事，你儿子托我带家信和银子来了。交毕，“一揖而去”。老翁拆开信，对店主说，我这老眼，看不清啊，你帮我瞅瞅。店主读信，都是家常话，最后一句说，给家里带了“纹银十两”。老翁很高兴，对店主说，把我的银子还我吧，不用计较成色了，我儿子说他给我十两银子，就用这十两换钱吧。店主将银子称重，却是十一两多，顿生贪心。信上不是说十两嘛，就按十两换钱好了。老翁刚走，店中一位看客提醒店主可能被骗。店主剪开银子，果然是铅胎假银。在看客指点下，店主追上老翁，与之争执。周边的人问怎么回事，店主说如此这般这般，并拿出假银给大家看。老翁说这银子好像不止十两，不是我的。一称重，果然不止十两。众人责问店主，“店主不能对，群起殴之”。
这是老侯所见的骗子故事中，最具智慧含量的一例。哪是行骗啊，简直就是行为艺术，其行骗的目的，从物质层面一跃而进入到精神层面。
老侯从没见过这般爱惜羽毛的骗子。比较而言，当代骗子，都形而下得很，渣得很。
老翁成功地运用店主的贪心，以团伙作案的方式，为自己洗刷了骗子的名声。严格说来，那店主，不也是一个骗子吗？骗子把骗子骗了，是本文的一大亮点。
此外，这篇作品中蕴含的故事逻辑，也无懈可击。以看客为例，店主要他带路去找老翁理论，他不肯去。不肯去的理由很充分，我跟老翁是邻居嘛，弄这事，不是结下仇了？店主再劝，还是不肯。非得等店主“酬以三金”才勉强答应带路。远远望见老翁在酒肆喝酒，便对店主说：“汝速往擒，我行矣。”这位看客在事件行进过程中的一言一行，都合情合理，毫无破绽。而且呢，又随手骗得“三金”。
别的话不说了，老侯只想在四个“家”之外，为袁枚先生再戴一顶“小说家”的帽子。他老人家爱戴不爱戴都得戴，就这么定了！
延伸阅读：
奇骗
[清]袁枚
骗术之巧者，愈出愈奇。
金陵有老翁，持数金，至北门桥钱店易钱，故意较论银色，哓哓不休。一少年从外入，礼貌甚恭，呼翁为老伯，曰：“令郎贸易常州，与侄同事。有银信一封，托侄寄老伯，将往尊府，不意侄之路遇也。”将银信交毕，一揖而去。老翁拆信，谓钱店主人曰：“我眼昏，不能看家信，求君诵之。”店主人如其言，皆家常琐屑语。末云：“外纹银十两，为爷薪水需。”翁喜动颜色曰：“还我前银，不必较论银色矣。儿所寄纹银，纸上书明十两，即以此兑钱何如？”主人接其银，称之，十一两零三钱。疑其子发信时匆匆未检，故信上只言十两。老人又不能自称，可将错就错，获此余利。遽以九千钱与之。时价纹银十两，例兑钱九千。翁负钱去。
少顷，一客笑于旁曰：“店主人得无受欺乎？此老翁者，积年骗棍，用假银者也。我见其来换钱，已为主人忧，因此老在店，未敢明言。”店主惊剪其银，果铅胎。懊恼无已，再四谢客，且询此翁居址。曰：“翁住某所，离此十里余，君追之，犹能及之。但我，翁邻也，使翁知我破其法，将仇我。请告君以彼之门向，而君自往追之。”店主人心欲与俱，曰：“君但偕行，至彼地，君告我以彼门向，君即脱去，则老人不知是君所道，何仇之有？”客犹不肯。乃酬以三金，客若为不得已而强行者。
同至汉西门外，远望见老人摊钱柜上，与数人饮酒。客指曰：“是也，汝速往擒，我行矣。”店主喜，直入酒肆，捽老翁，殴之，曰：“汝，积骗也，以十两铅胎银换我九千钱。”众人皆起问故。老翁夷然曰：“我以儿银十两换钱，并非铅胎。店主既云我用假银，我之原银可得见乎？”店主以剪破原银示众。翁笑曰：“此非我银。我止十两，故得钱九千。今此假银似不止十两者，非我原银，乃店主来骗我耳。”酒肆人为持戥称之，果十一两零三钱。众大怒，责店主。店主不能对，群起殴之。
店主一念之贪，中老翁计，懊恨而归。